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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革命后，蘇維埃政權頒布法令，沒收地主、皇室和寺院的土地，分配給農(nóng)民耕種。1921年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，納稅后的余糧歸農(nóng)民自己支配；有限度地允許農(nóng)民租佃土地和雇用勞工。糧食稅政策的出臺和實施表明（）。
陸九淵說“學茍知本，六經(jīng)皆我注腳”，他認為做學文假如想求得根本，就不要拘泥于對古代經(jīng)書的歸根究底。這說明陸九淵（）。
中國近代以來，一直存在著國民素質(zhì)與民主政治的關系問題的爭論。梁啟超強調(diào)：“茍有新民（指經(jīng)過思想啟蒙和教育培植而具有公民權利責任意識的新國民），何患無新制度？無新政府？無新國家？非爾者，則雖今日變一法，明日易一人，東涂西抹，學步效顰，吾未見其能濟也。”孫中山則主張：“許多人以為中國不適用民主政府，因為人民知識程度太低。我不信有這話，……人民是民國的主人，他只要能指定出一個目標來，象（像）坐汽車的一般。至于如何做去，自有有技能的各種專門人才在。所以，人民知識程度雖低，只要說得出‘要到那里’一句話來，就無害于民主政治。”——摘自梁啟超<論新民為今曰中國第一急務》《孫中山文集·關于民主政治》結合材料及所學知識，探討國民素質(zhì)與民主政治的關系。（說明：可以就材料中某一觀點進行探討，也可以提出新的觀點并加以論證。要求觀點明確、史實準確、史論結合。）
1919年，魯迅在《藥》發(fā)表后說：“《藥》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；或者說，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；更直接地說，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了，愚昧的群眾并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……”這說明該作品的真正主題是（）。
吳宗國在《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》中指出：到洪、宣之世，內(nèi)閣大學士身兼部職，閣權漸崇。由于宮廷的禁例和大臣理事的規(guī)矩，皇帝無法隨時召喚近在咫尺的內(nèi)閣大臣，皇帝和閣員之間難以隨時配合。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，在明代是由宦官實現(xiàn)的。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訓，嚴禁宦官擅權。于是，雍正帝選調(diào)內(nèi)閣大學士等官“日值禁廷，以待召見”，形成了軍機處制度。據(jù)此可知清代政治形態(tài)相比于明代的進步之處是（）。
《孟子•梁惠王上》指出：老（尊敬）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（愛護）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《墨子•親士》指出：（雖（即使）有賢君，不愛無功之臣；雖有慈父，不愛無益之子。對材料的分析錯誤的是（）。
1928年毛澤東在《井岡山土地法》中指出：“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，用下列三種方法分配之：一分配農(nóng)民個別耕種；二分配農(nóng)民共同耕種；三由蘇維埃政府組織模范農(nóng)場耕種?！边@一政策（）。
王韜的《瞍園文錄外編》中記載：“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，必集眾于上下議院，君可而民否不能行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；必君民意見相同，而后可頒之于遠近……英國政治之美，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，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(lián)絡之效也。”這表明王韜（）。
1919年1月，梁一行抵達倫敦，開始為期一年的歐游。歐游之前，梁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之批評本有取舍，甚至懷疑；歐游歸來，他徹底放棄“科學萬能”之迷夢，主張在中國文化上“站穩(wěn)腳跟”，倡導“中國不能效法歐洲”。導致梁啟超變化的主要原因是（）。
蘇格拉底提倡“美德即知識”。他認為正確的行為來自正確的思想，美德基于知識，源于知識。他還認為，善是人的內(nèi)在靈魂，沒有知識便不能為善。蘇格拉底的這一主張（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