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是關于從暴力革命到奪取政權的兩種方式的材料。
在無產階級應該采取何種方式進行革命和奪取政權的問題上，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經歷了一個發(fā)展過程。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，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暴力革命的重要性，公開宣布共產黨人的“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(xiàn)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。”巴黎公社失敗之后，馬克思從變化了的形勢出發(fā)，提出了運用合法手段進行和平斗爭的革命形式。他說：“有些國家，像美國、英國，——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，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，——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。”
馬克思逝世之后，恩格斯根據當時社會發(fā)展的新情況，指出舊式的起義、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(zhàn)，現(xiàn)在大都陳舊了。因此，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選權和議會進行斗爭的重要性，認為它“給予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武器——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。”但是，恩格斯并沒有否定暴力革命，在他看來，不應該把合法斗爭和暴力斗爭對立起來，它們的運用任何時候都應該以客觀情況為轉移。（參見楊春貴主編《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50例》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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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由王國”是指擺脫各種限制的實踐的狀態(tài)。
馬克思、恩格斯在展望未來社會時，總是只限于指出未來社會發(fā)展的方向、原則和基本特征。
在分析或評價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時，要堅持歷史的、具體的觀點，力求簡單化。
在工作中經常說的要認識和抓住影響全局的主要問題，其實說的就是要認識和抓住特殊矛盾。
社會意識產生的基礎是人類的社會實踐，實踐的能動性決定了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的能動性。
任何上層建筑的產生、存在和發(fā)展，都能直接或間接地從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得到說明。
階級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生活不和諧的重要根源是“三大差別”引起的三種對立。
同一個歷史人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可能會有不同的歷史作用，但不會出現(xiàn)性質相反的歷史作用。
道德是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，是對經濟基礎比較直接的反映。
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聯(lián)盟是由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出面締結協(xié)定所組成的國際經濟集團，如金磚國家、上合組織等。